一、党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实现这一部署，大会规定，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并要抓紧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大会把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它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因此，在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针对党的队伍中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大会还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大会还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由彭真主持修改的宪法，对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了较大修改，重新阐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和内外基本政策。新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作物大面积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档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伟大创造和改革实践，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显得更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决定》要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到1987年，在生产领域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120种减少到60种；流通领域中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从改革前的188种减少到23种。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到1987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增加到569万。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从1985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农副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这就形成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进一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全面改革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称“八六三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事业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发展。根据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此，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提高，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国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文盲，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

　　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党。经过这次整党，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新老干部都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并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强调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的决议，全党在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逐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方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一贯的情况。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误。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

　　全面改革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过1953—1980年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对外关系的调整

　　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进行调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个经济特区创建后，经受各种考验，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先后题词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和特区建设的成就。他提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这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这些地区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优惠，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本地的优势，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这样，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约二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并进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走在前面的仍是经济特区。截至1989年底，五个经济特区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占全国1/4以上；外贸出口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1/10；工业总产值接近300亿元，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壮大，工业产值从1986年的3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42亿元。天津、大连等几个较大工业城市的新增工业产值，几乎一半是由开发区创造的。

　　开放地域的扩大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1988年1月，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随后，国务院开始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即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较好的优势，以“来料加工”等形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把加工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个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为改革开放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加，在世界所占位次明显提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壮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判断，对外交方针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最主要的是:

　　首先，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一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进入八十年代后，邓小平反复说明，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强调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现国防建设现代化。1985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用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裁军百万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体制改革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加快了步伐。

　　第二，在对外政策和策略上，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谁推行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正常关系，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不同为借口，对别国的主权和内政进行干涉。按照这样的方针，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开展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增进对外交流与合作，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党中央还总结过去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不计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恢复和发展了同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党或组织的关系。

　　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三、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基本路线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明确。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大会批准了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大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大会还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党的十三大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大会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概括，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88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虽然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从中央领导岗位的第一线退了下来，但是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